第二个后果：资本的科学
——或者准确地说，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正当性
我们在讨论科学。在宪法学家的实践中，我们看到科学跟随并且维持资本的改良主义运动，在劳动中揭示并且呈现了在社会层面安排言说权力的基础。现在我们应该自问，这种绝非个案的宪制主义实践是如下事实的表象还是症候:在当下的社会和政治世界中，对法律科学进行更为一般性的再结构化运动，这种运动拥有能力去修订法律科学的方法和特征。我们应该进一步自问，从形式一政治视角出发的实质构成概念向实质一劳动主义视角的概念的转变，是否可以在法律科学领域中被描述为好几个不同语境并且在相当长的时段内所共同具有的发展。①
我们已经看到，当资本主义生产贯穿整个社会，并且将此视为积累过程中的必要中介，资本就倾向于被呈现为普遍的社会利益。这种普遍性出现在各个层面，消解了过去资本家积累的特殊利益与社会的普遍利益之间的对立；资本主义生产与社会处于完美的中介关系中。在社会层面，普遍性的出现被呈现为自发且直接性的，并且被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全部要求所再度提出。社会再结构化的条件由资本本身所给出，而平等和民主是某些形式，在这些形式中，资本普遍利益的出现受到欢迎。至于说劳动，它不仅代表了阐释生产与社会之间关联的基石，而且代表了这个关联得到定义和组织所依赖的价值，只不过采取了资本主义普遍性表象所赋予的颠倒形式。劳动作为生产性价值的独一无二性因为作为社会价值增殖标准的劳动总体性的出现而得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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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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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种概念首先表现了一战和二战期间的中欧国家宪法的首要特征。见鲁道夫·施莱辛格(Rudolf Schlesinger)，《中欧民主及其背景》(Central Eu-ropean Democracy and Its Backgrou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