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发展中劳动力宪法化的历史进程—劳动作为社会价值增殖标准的独一无二性
在本文第一节的第二部分(“社会资本与社会劳动”)我们对工人斗争的不同作用及其与资本主义改良主义之间的关系给出了非常概括性的描述。我们看到，隐藏在积累过程中的阶级之间的对抗如何与工人斗争各个阶段的规定性相一致，以及工人斗争如何持续影响并超越资本主义改良主义的特定阶段。然而，那是结论，而非前提。现在我们需要更为细致地研究这个过程，从而搞清楚资本施行的——以及被迫施行的——劳动宪法化，并且将其确立为社会组织价值增殖的独一无二的标准，所依赖的物质基础是什么。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组织和劳动力在资本主义中的从属地位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正面的言说，因为这种关系在物质上奠定了国家的政治与法律组织发展和完善的前提。
组织和从属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我们仔细考察的话—其实是权利理论和国家理论的传统问题，自从这些理论还原了这两种要素之间不断变换的关系，并且为一个表面上的(实际也是)悖论的解决方案假设了理论程式，就一直如此，而这个悖论就是，对从属要素的强调，要和对社会组织的扩展和完善程度一样。例如，在自然权利传统中，联合的契约与臣服的契约之间的交替与连接是一种对真实问题进行形式化解释的哲学努力:也就是说，是消除某种超越于自发、叠加和抽象(superpositum et ab-stractum)的力量的结合论(associationism)，以及对这种联系的持续深化。然而，只有资本主义对劳动的组织才能在历史性地具有确定性的形式中用案例来证实这个悖论，并且在日常实践中揭示其本质——恰恰在这时，资本让这个过程成为执行其自身组织的技术上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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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