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动物的人的自然欲望在处于简单生产协作中的生产者的融合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又不限于简单的生产性协作。联合与社会接触的事实强化了劳动的生产力本身，同时也“振奋了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①”(《资本论》第1卷，第443页)。“劳动者在有计划地同别人共同工作中，摆脱了他的个人局限，并发挥出他的种属能力。”②(第447页)于是我们发现，构成问题两个部分其中之一的联合论所具有的同样的自发性，也处于资本主义批量生产发展的基础。问题的另一个部分由资本对劳动的操控这个事实表现出来，然而这个事实直接被再度构型为“这样一个事实的形式上的结果：工人不是为自己劳动，而是为资本家，因而是在资本家的支配下劳动”③(第448页)。然而，早在协作中，这种对于事实的认识成为资本家必须加以利用的事实；它成为积累不可避免的前提。正如他们所说，这个悖论成为资本自我增殖的技术性形式。这是操控的性质得以转变的方式。首先，“随着许多雇佣工人的协作，资本的指挥发展为劳动过程本身的进行所必要的条件，成为实际的生产条件。现在，在生产场所不能缺少资本家的命令，就像战场上不能缺少将军的命令一样”①(第448页)。“一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种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②(第449页)在这种转变中的决定性要素似乎是由对劳动的新的组织类型所表征。然而，这只是必要的前提：工人的服从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对于劳动的组织，但其实现却有赖于资本的结构，后者的驱动力是最大限度的自我增殖。因此“资本家的管理不仅是一种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殊职能，它同时也是剥削一种社会劳动过程的职能，因而也是由剥削者和他所剥削的原料之间不可避免的对抗所决定的”③(第449页)。在这种语境下，工人的服从就随着“作为他人的财产同雇佣工人对立”④(第449页)的生产资料的增长而得到强化;另外也会随着“同时被剥削的工人人数”⑤(第448页)而得到强化，因为“他们的劳动的关系，在观念上作为资本家的计划，在实践中作为资本家的权威，作为他人意志—他们的活动必须服从这个意志的目的—的权力，而和他们相对立”①(第450页)。简言之，“如果说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内容来说是二重的，—因为它所管理的生产过程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那么，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形式来说是专制的。随着大规模协作的发展，这种专制也发展了自己特有的形式”②(第450页)。
第三章 宪法中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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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动物精神”这个词出现在下面这句话中：“和同样数量的单干的个人工作日的综合比较起来，结合工作日可以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因而可以减少生产一定效用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是由于激发个人的竞争心和振奋他们的精力。”参见《资本论》第1卷，第382页。我们可以看到，“动物精神”被翻译成了“精力”。—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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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中译文见《资本论》第1卷，前引,第382页。——译注
③中译文见《资本论》第1卷，前引，第383-384页。——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