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这种发展，我们现在能够准确定义工厂一社会中组织与服从之间关系所表现出的形式。这种关系是辩证性的：它一方面欢呼资本主义组织，另一方面欢呼对资本的服从。就工厂一社会重新塑造了社会生活的全部条件来说，它欢呼资本主义的组织。这种组织是一种具体的“归一论”(reductio ad unam)，将所有形式的剥削还原为产业剥削。这①不是简单地“占有剩余价值或者剩余产品，而且同时是创造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之前所有形式的剥削都被清除殆尽：“那几种在产业资本以前，在已成为过去的或正在衰落的社会生产状态中就已出现的资本，不仅要从属于产业资本，并且要改变其职能机制来和产业资本相适应，并且只能在产业资本的基础上运动，从而要和它们的这个基础同生死共存亡”②(《资本论》第2卷，第57页)。从这个视角来看，作为创造财富的源泉，劳动被视为社会价值增殖独一无二的标准，因为工厂一社会消灭了所有其他可能的标准、其他生产财富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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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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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即在产业资本这种存在方式中资本的职能。译注
②中译文见《资本论》第2卷，前引,第66页。——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