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个过程并非自动发生的。哪里有资本主义改良主义，哪里就必然会出现工人阶级的斗争。是工人的斗争在物质上强迫资本采取改良措施；是工人的斗争在实践中消除了对资产阶级的恐惧不安以及资产阶级的镇压冲动。①我们已经认识到，且我们会更为详细地看到，工人阶级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扮演双重角色：既确立又废除这种改良主义。另一方面，工人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兴趣在于如下事实:伴随着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资产阶级权力的集中，存在着工人阶级的劳动力的集中—首先是形成，然后是组织，因此资本主义组织的最大化对应的是工人阶级不屈从的潜能的最大化。然而，就眼下来说，我们应该将我们的任务限定在审视这个过程中的资本主义面相。
第三章 宪法中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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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杰拉德·里永-卡恩(Gerard Lyon-Caen)和吉尔尼尼从历史的角度对这个阶段予以了充分的描述。见里永-卡恩，《劳动权利的理性和理性基础》(“Fondamenti storici e razionali del diritto del lavoro”)和吉尔尼尼《宪法中的劳动权利》。
②里永-卡恩强调了劳动权利的“过渡”或者“不稳定”特征(见《劳动权利的理性和理性基础》，第78页)。作者接下来分析了劳动权利的理性基础，并且驳斥了其他几种定义(例如卡比当-安德雷[Capitant-André]，阿米奥德[Amiaud]，斯切雷[Scelle]，默塞[Mossé]，胡斯特[Rouast]和杜航德[Durand])，意图让劳动权利与(处于发展的各个阶段，但特别是最新阶段的)资本主义国家内的整个权利结构确立融贯的关系(特别参见第81页)。尽管他的结论非常概括，且有时过于意识形态化，但根本说来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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