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种描述还是非常形式化的。阶级关系的现实被如下要素所掩盖:基于发展的一般需求的命令形式，以及持续得到更新的团结的共识。社会层面上对法律命令的修订过程恰好呈现为整合以及相伴随的臣服的悖论性关系，因为这个过程是对社会层面上资本积累关系的反思，因此是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扩大再生产。通过这种方式，对抗和共识就紧密地与阶级关系的具体性捆绑在一起。它们是劳动的社会化以及资本主义宪法化的两个面相。因此，去肯定在法律上对中介的构型，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通过这种构型，这种关系成为普遍性的，而且被呈现为资产阶级世界“自由”案例的具体实现。即便工人阶级不妥协的对抗让这种关系变得抽象，我们也不能否定这种关系的具体的现实，因为通过对关系的认识(哪怕是神秘化的认识)，出现了发展的可能。因此神秘化在否定的门槛戛然而止，并且通过扭曲这种关系、通过将其描述和固定为客观性的，而得到满足。这就是为何资本主义的客观性要求不断强化的整合，为何它想要共识的要素不断增加，以及为何它通过将命令表现为不同共识的集合的方式，构型一个会终结的过程。国家消亡的社会假说——被剥夺了首要的条件，即工人对普遍化服从的拒绝——遭遇了如此转化过程，以至于成为资本主义管理积累的乌托邦，这个积累的任务被委托给纯粹的社会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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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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