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劳动社会化的发展依然处于早期阶段。冲突性如此强有力地突显出来，以至于它让我们有了关于宪法化的第一个反思和第一个方法，但是并没有产生会重新设立主题的决定性步骤。这也解释了发展中的断裂以及在认识其大概纲要方面的困难。这也解释了如下事实，即冲突性和发展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得到完全把握，并且被描述为统一的关系：集体契约一方面是合同，另一方面是法律。这就意味着法律理论依然将冲突性——在发展的低级阶段还处于相对不活跃状态——带回私人关系的世界中，而发展的概念依然植根于公共关系的世界中。①劳动的社会化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那时它可以消灭这些区分，并且肯定这种关系所具有的同等的并且被激烈反对的公共特性。这同样也是一个单边主义的解决方案，在这种情况下由社群主义的乌托邦所支撑，并且受到威权主义倾向的影响。在现实中，只有继续深化社会化的进程为这个矛盾提供解决方案。
第三章 宪法中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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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个同时展示了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发展的社会主义改良主义的深刻含混性的进程，也得到了施莱辛格的深刻把握和完美描述，见《中欧民主及其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