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向我们昭示了模式的运作方式。这个模式的运作确定无疑地证明了其要求和其来源的模态。这种功能的根本特征实际上是一个前提，这样在其内部结果和过程是对等的：作为结果的劳动抽象化的总体性，必须在国家生活的单一环节中完全找到，而国家构成了这个过程。成熟资本主义的“社会”国家所具有的特定强度就其与国家之前的政治形式的关系来说，主要是在这个过程得以展开的环节中变得非常清晰。在那个环节，对抗的强度得到言说，并且发展到在一个和解性和总结性中介中生产出同等强度的地步。就对抗得到一般化而言，其中介的可能性也必须得到一般化;就法律覆盖整个社会场域的程度而言，社会场域也必须在其与法律、权利和“国家意志”中和解的契合中得到构型。通过这种方式，阶级对抗原本能够给这个过程带来的机遇或有害品质都被先行消灭了，这个过程因此也就避免了所有可能的意外。在形式和质料之间，在结果和意图之间，应该存在偶然的重合。资本主义抽象化的设计的总体性和强度会实现形式逻辑的法则。
果真如此的话，社会资本诞生这个事件已然构型了其完善化的前提。这个黄金时代也伴随着资本主义强化其自身社会存在的筹划而得以展开。这个模式触及了乌托邦的门槛它能够做到，它只是一个模式。当它回过头来面对现实，情况会有所不同。因此，在延迟可能摧毁这个模式的“反讽”的同时，我们可以通过重复这一切的意义来作为总结:这是资本主义统一化，是在资本理论中有所觉悟的劳动力的统一化和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化的筹划。目前有必要认真对待这个假说。这有其用处，因为对模式的分析会让我们去把握处于科学维度的发展，这一维度对分析来说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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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