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矛盾——从理论视角来看是一目了然的——是凯尔森的体系在面对现实时所遭遇困境的反映：每当体系的重言式逻辑所表征的形式图式被迫去面对现实的时候，就会分崩离析(法律体系，与哲学和神学体系相比，总是要被迫去面对现实)。就图式是一种形式图式来说，它从现实中把握价值的统一化过程，而非来自价值的从属。在这种形式图式中，拒不服从和对抗的要素没有得到认识，尽管它们在其运作中是在场的——它们必须得到认识，即便目的只是要遏制它们。出于这个原因，为了从形式统一化的问题走向秩序安排的有效运作(恰恰因为统一化所表现出的独一性的强度，这必须得到实现)，有必要假设一系列的实质性内涵，因为等级性的要素不可避免地是实质性要素。而这与所提出来的体系的形式主义是直接矛盾的。为了解决在体系外部所提出的矛盾，即体系与其有效运作之间的矛盾，形式主义和等级制之间的矛盾应该被引入体系中。
围绕这些问题，并且在这些问题的基础上，出现了真正且恰当的建构新的国家模式的尝试。体系的形式发展并不足以保障统一化:这是话语推进的前提。同样清楚的是，统一化的实例需要批判性地摆出事实性这个问题。批判性地摆出问题意味着要避免将其纳入视野而没有予以解决，从而让其在定义它的矛盾中具体化;这意味着试图让体系和事实性之间的矛盾成为体系问题的一个开放要素，从而将矛盾作为体系时刻来使用，而将它自身作为体系运动的要素和动力来使用作为阐释体系的基石。所有这些并没有完全背离凯尔森的框架。事实上，在凯尔森体系中所提出的需求，被标示出的方法以及被启动的统一化进程全都再度被纳入考量。在凯尔森的框架中，服从和对抗之间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根本性规范的重言逻辑与体系的等级性渐进主义的关系问题，得到了指认，现在必须得到解决。我们会发现，凯尔森式的统一化等级结构在这里(发展了其前提)对立于实质性言说的过程节奏;统一化的需求得到了肯定，但这种需求是通过对体系的真实言说，而非通过其简单的形式推论，而得到更好满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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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宪法中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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