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精致且有效的解决方案。如果我们再度从对法律发展的考察回到对物质发展的分析—它最开始就是与之相勾连和结合的，我们就会看到，对强制与程序机制的双重领域的描述与社会化资本的形式也是相契合的。剥削关系的突出地位在这里与有计划的生产关系总体相勾连。对社会化资本的管理所具有的民主特征从属于利润增长的状况，而这种增长无论如何都依然是社会资本发展的关键(这就是所谓的经济标准，而这种标准在劳动构成的提议中变得越发重要)。
绝非偶然的是，两个层级之间的所有冲突都必须在有利于经济要素的情况下得到解决，要么以中介的方式，要么以直接的方式。解决冲突方案的内容受制于一些条件，并且服从于这个标准。如果冲突只是轻微破坏积累的形式，就会得到宽容；或者说因为体系得到完善，冲突如我们所见，成了积累的形式。然而，如果冲突转化为对抗，并且在其物质内容上损害了积累，则必须使用强制手段来进行干预。这些都是资本的法则，没有超科学的神话能够假装认为，这些已经失效，或者在资本在今天得以发展所采取的社会形式中变得毫无用处。①
因此我们认识到了规范主义的理由，或者说这样的理由，为了这个理由——在资本主义自由劳动的神话重新掌握其原初的人本主义意涵后—权威理论在实践和理论上都被作为模型有效性明确的保障而被重新引入。但是，我们依然应该考察权威理论得以重新引入的形式，因为这会让我们展开更进一步的分析。
第三章 宪法中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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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提醒他的同时代人注意这个事实，也正因此，有必要去研究他思想中与危机理论和利润量趋于下降理论相关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