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一切后果是什么？我们的考察从如下认识开始，即资本主义积累的增长围绕着劳动一价值统一了社会，但是这么做需要围绕两个极端，即具体性和抽象化。当下国家的整个法律系统之所以会产生，就是为了解决这个确定的对立。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之间的对抗需要被转化为矛盾，当下法律思想的全部路径都是朝向决定这些矛盾的具体中介的。然而，我们已经看到所导致的结果:中介要求恢复权威和超越性。这个科学的视角再度被推翻，并且被推向单纯事实性的领域，就在这时它似乎想要被幸福地置于完满的综合中，置于完全的历史交融的愉悦中。在这个平面上，对抗——其调和是我们的出发点——再度出现，让所有可能的中介都失去用处。
建构劳动国家模型的整个运动，以及在这种运动中所作的关于其在统一性中动机的构成的分析，可以以颠倒的形式进行认识：在存在统一性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矛盾，而在有矛盾的地方，我们可以看见对抗。这个问题又被提出来了，正如我们在出发点时所提的那样。法律领域因为很多新的理论主旨而得到丰富，且科学想要去再度找到走出最开始问题的适当方式，这个事实并没有隐藏如下事实，即这个有过太多尝试的道路的终点重新提出了和开始同样的问题。这不是说，中介性的问题不相干，或者它们并不能构成科学进程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因为恰恰相反，对抗的层级和形式在今天因为科学进程的有效性所突出的形式和强度而具备资格。然而，没有得到改变的，是对立的内容和对抗的形象: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性，每一方都想摆脱和平与渐进式的调和的希望，在力量的平面上—在这里双方彼此最初相互衡量，去寻求自己问题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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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宪法中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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