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呼吁，以及中介机制的连续性和有效性。①所有这些要素都被置于“主观性”的领域，以至于大垄断资本的咄咄逼人和难以摆脱的形象最后只是在一个空虚和沼泽似的领域内移动—正是在这个领域内，社会对抗涌现出来。这种理论的基本认知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是具有客观正当性和有效性的封闭系统。在这个基础之上，出现了关于国家的纯粹工具性的概念，将政治活动完全置于纯粹主观自主性的领域，并且非常狭隘地将民主策略理解为一种假说，一个动员被压迫的市民社会来反对无处不在的垄断权力的假说。②
现在我们应该指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所存在的明显矛盾性的特征。这揭示出的明目张胆的机会主义根本上在于客观方面(作为机械的、物质性的和必要纽带的国家一垄断关系)和主观方面(作为工具的、主动的纽带的国家一政治关系)之间所确立的含混性。就其从属于垄断来说，国家是基础结构；而就其是一个政治国家来说，国家是纯粹的意识形态性和反映性的上层建筑。对市民社会来说同样如此，一方面来说，它在垄断发展的压制性和必要结构中处于从属位置，另一方面，它被主动理想化为冲突与斗争可能场所。事实上，这个过程唯一真正对抗性的要素在于垄断发展本身所具有的矛盾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造就了灾难性崩溃理论的纯粹客观主义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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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①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明确展示了合法性机制的结构性和客观性的强度。
②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批判，见玛格丽特·沃斯(MargaretWirth),《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资本理论》(Kapitalismustheorie in der DDR);艾宾豪森(R. Ebbinghausen)编，《垄断与国家》(Monopol und Staat)(特别是温克尔曼[R.Winkelmann]和特里斯特拉姆[W. Tristram]的文章,第 45 -97,98-13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