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就像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中一样，就与无产阶级斗争的对抗性之间的关系来说，国家将其相对自主性神秘化了。从这个观点来看，工人的斗争并没有且不可能是针对国家，而是必须在市民社会的层面上得到调停。反对雇佣劳动和反对国家(作为雇佣劳动直接的社会组织者)的斗争遭到了商品分配领域中的斗争模式的反对，并且为后者所取代。既然马克思主义分析中的工人基础被忽略了，那么关于资本主义对雇佣劳动所采取的新的组织形式的分析就毫无效果且无关紧要。分配再度成为核心问题，我们再度被赋予表征的世界和非批判性的直接性，且我们再度面对的是单纯的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而非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主义的国家理论导致的是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重复—只不过没有后者阴郁的尊严，这是无产阶级宗派主义的高峰。
重提问题：从分配到生产
让我们来处理之前《定位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部分所提出的主题。这并不是简单理解如下事实的问题，即“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根本上改变了国家的性质，因为持续不断地扩展其干涉的领域，国家获得了新的职能，让其干涉和操控(首要是在政治生活中)变得更为必要”(卢森堡，《政治著作》[PolitischeSchriften]第1卷，第76页)。问题在于，要去认识以上事实如何发生，以及将转变的单一方面带回到阶级斗争过程的总体性中。
在20世纪60年代，最新、最有朝气且(在政治上)最为异端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开始以某种让人信服的方式提出了这个主题。
第四章 共产主义国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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