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人斗争的角度来看，即从马克思主义视角—首要关注对生产中对抗的分析——来看，我们见证了一个相辅相成的进程。一方面，国家被迫更加深入地介入生产领域，将自身构型为社会资本的代表，并且将恩格斯所说的“理想的总资本家”这个趋势变为现实。另一方面，因为这是根据阶级斗争的节奏而展开的，国家为自己的行为持续获得越来越多的相对自主性。但是，这里我们应该注意，这种自主性不是相对于资本家阶级，不是相对于资本主义剥削逻辑的发展而言的，而是相对于价值的逻辑以及矛盾性地让资本主义发展得到正当化的进步而言的。当工人的斗争冲击资本关系，让其陷入危机，让其内容贬值时，就会迫使国家成为资本的总代表，成为自动的社会资本关系的替代品，成为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的政党。于是，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即便在衰落情况下，也依然是维持剥削权力的永久性和持续性的意志，依然是对资本主义操控的欢呼。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并没有脱离资本家的世界，但却是更为强大的决定危机和摧毁价值的力量，是在纯粹镇压性的职能中，更为强大的操控危机关系的动力与后果的意志(见奈格里，《计划者一国家的危机,共产主义与革命组织》[“Crisis of the Planner-State, Communism and Revolution-ary Organisation"])。
第四章 共产主义国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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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令人遗憾的是，因为缺乏对此问题的新近分析，我们只能再度求助于马克思的《大纲》和《资本论》第1卷,第943-10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