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艾滋病相关的斗争也进入了这个领域。美国的“行动起来”(ACT-UP)②以及艾滋运动的其他团体不仅批判与艾滋病的研究和治疗相关的科学和医疗机构的活动，而且也直接介入技术领域并参与到科学研究中。斯蒂芬·爱泼斯坦(Steven Epstein)写道，“他们不仅从外部施加压力，从而改良科学研究，而且还直接参与到科学内部，进行科学研究。他们不仅质疑科学的使用和对科学的控制，而且有时甚至质疑科学的内容以及科学知识生产的过程”(《民主的科学？艾滋病行动主义和遭到挑战的知识建构》[“Democratic Science?AIDS Activism and the Contested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第37页)。艾滋病运动中很大一部分群体都成为与这种疾病相关的科学和医学事宜与流程专家，以至于他们不仅可以准确地检查自己的身体，而且还可以坚持要求评估某些具体的治疗方案，要求医院提供某些药物，甚至要求在预防、治疗和处理疾病的复杂过程中应用某些特定的手术。这场运动中涌现了超高水平的科技劳动，这种劳动也开启了新的主体形象的空间，这种主体性不仅发展了对抗疾病和照顾他人所需要的情感能力，而且也将发达的科技能力吸纳进自身的形象中。当人们认识到劳动变成非物质的、高度科学化的、情感性的和协作性的(换句话说，当其与实存和生命形式的关系得到揭示，并且当其被视为共同体的社会功能时)，我们可以看到，紧随劳动过程的，是对社会价值增殖网络和另类主体性生产的具体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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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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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例如，见丹尼埃尔·凯尔高(Danièle Kergoat)，《进行协调的护士》(“L'infirmière coordonnée”)。关于法国女工斗争的具体性更为一般的论述，“她们实践的内在逻辑”以及“她们所树立的主体性形象”，见凯尔高，《工人》(Les Ouvrières),特别是第四部分《工人的社会实践》(“Les Pratiques So-ciales des Ouvrières”),第 107-131 页。
② 这个词的全文是 AIDS Coalition to Unleash Power,字面意思是“艾滋病人联合起来，释放力量”，是一个旨在维护艾滋病患者权益的组织。——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