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抛弃根据“出于利益使用权力手段”这种“目的性”的图式来分析社会权力组织的视角，这种视角与权力社会学的传统——无论这种传统表现出正统马克思主义(?)形式还是韦伯主义的形式——是一致的。取而代之的是，在得到调节的福利国家资本主义的境况下，对优先对待和指导—这两者在通过政治得到组织的权力的“价值增殖过程”中相遇——行动的做法给出“功能性的”解释，似乎更为合适。这种视角转变意味着，作为分析政治一行政行动体系的出发点，在结构上处于特权地位的“统治阶级”(或者其行政上的咨询人员)的“利益”不应该再被提出来，而是要提“体制的三个根本问题”的图式，对政治体制来说，它们的解决方案在某个“命令”(imperative)中得到落实，这个命令在客观上是有其必要的，而且就与利益的关系来说，是非常具体的。(奥菲，《政治统治与阶级结构》，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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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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