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组问题是：(1)“包括保障充分就业和经济均衡发展问题在内的经济稳定问题”，(2)“外交事务、外贸和政治一军事事务之间的关系问题”，(3)“群众的诚意问题，这个问题源于人口的内部整合问题”。
但我们应该清楚的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再生产定义的综合，对国家进行政治一逻辑分析的架构树立起来了。分析引入了美国社会学关于排斥和边缘化的很多成果①，有时还不小心展现出条顿式灾难论的情绪，但分析的范围坚实地奠基在对生产关系的分析之上。有些结论导致了在社会上决定弱势群体利益的大范围语境，这样就让任何将这些利益直接还原为阶级关系的努力变得更为困难，同时并没有排除这种状况的阶级性质。它只是定义了资本主义社会化趋势的特别之处，并且从阶级定义的角度拓展了它们。事实上，对于对抗蔓延的坚持强化了它们从阶级角度得到定义的可能性。②
然而，截止到这里，我们依然处于对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关系进行一般定义的相对难题中。这种关系的全权主义(totalitari-an)特征以及关系和动力的性质必须在它们具体的机制中得到阐发和分析。在这个方面，最新的文献提供了关键的成果。特别是，奥菲提议要根据两个根本性的计划来处理这个得到具体规定的阐述的难题:对政治意志的构形性(formative)体系中统治机制的分析，以及对国家机器统治的职能的分析。
第四章 共产主义国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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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特别参见所谓的悲观主义学派的作者，如彼得·巴克拉克(PeterBachrach)和莫顿·巴拉茨(Morton Baratz)，《权力与贫穷》(Power andPover-ty);以及谢茨施耐德(E.E. Schattscheider)，《半主权的人民》(The Semi-sover-eign People)。
②从这个方法论框架的视角出发，对这些现象的阶级本质的分析，见霍夫施密德(Jorg Huffschmid),《资本的政治》(Die Politik des Kapita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