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代表到代表的机构:议会制体制的危机迫使其他机构(政党、工会等)承担它的职能，并且行使如下两种职能：整合社会利益并且对社会利益进行压制性调节的职能，以及摧毁它们潜在对立的职能。成熟资本主义的国家通过灵活的工具化手段—这种手段呼吁(但通常且越来越常见的是，并没有获得)社会团体的参与——来拓展其僵化的筛选性职能。政治意志的形成因此被表征为由统治体系所事先处理(或者无论如何，被包纳在统治体系中)的阐述，通过贯穿(直到决定)社会多元性的筛选机制(汉斯·布兰克[Hans Joachim Blank]和约阿希姆·赫施[JoachimHirsch],《立法的困境》[“Vom Elend des Gezetzgebers”];以及奈格里，《政党国家》)。
尽管有筛选性整合过程更为完善的表现以及机制的丰富和接合，国家对总资本的利用总是要遭遇未能解决和不可解决的对抗的扩大化。转移和镇压机制以完全补充性的方式，被添加进整合一筛选机制。奥菲分析了官僚机器和计划过程，从而深化了对第二个计划的构形要素的分析，这个计划处理的是国家体制直接统治的职能。很明显的是，这里的官僚行政体制是主导性的。成熟的资本主义体制的先进民主将调查体制、自上而下的压力和象征性政治化—它们决定了同样的从“政治”角度对行政行为的正当化，允许其有效地发展都运转起来。由行政机器所实施的参与式筛选允许在政治上不断得到正当化的镇压性职能的行使。在这个领域，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再度完全赢取其根本性的密度。在“过滤”社会利益的操作中，在对它们组织层次的评估中，在整合与/或镇压这两个选项的决定中，国家取得了资本主义价值增殖过程的政治调和地位。①这不单单是在一般和形式的意义上运作：“计划者一国家”用公共决策的实质性让资本价值增殖的过程的单一通道成为现实。客观操控的灵活性试图让其内在于劳动过程本身；资本主义机器从下至上都成为“政治性的”；且在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框架内，关于国家的论述成为《资本论》的一章。
第四章 共产主义国家理论
245
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