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提问题：国家、阶级斗争和向共产主义过渡
关于计划者一国家的危机，已有太多讨论。但讨论的方式太过混乱，有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出的风险。事实上，计划过程的危机——这在英国和欧陆国家同样严重——并不意味着向作为总资本总代表的国家形象的演进就停止了。①恰恰相反，计划者一国家的危机为更进一步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这是国家与资本主义生产之间关系的新的质的飞跃。无论如何，这都不是单个资本家之间竞争的重新开始，不是对市场法则的重新评估，也不是自动干预的权力的衰落。恰恰相反，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巨大堆积中，国家干预的必要性被推向极致，而对生产条件的决定和指认交易功能处于商品流通之中的做法得到增强和巩固。宣告计划者一国家的终结，但是并不澄清危机的意义和维度，这会导致两个次生性和一个根本性的扭曲。第一个扭曲—法律拜物教所特有的—就是将法律过程与结构性现象等量齐观，因此就从规划过程的捉襟见肘和失败来推演真实的资本主义过程的复杂体系。第二个扭曲源自对以下事实的视而不见，即集体资本的有计划国家如何利用法律工具，且不时欢呼它们的工具性以及功能性前提条件:规划性国家机器功能上的紊乱无论如何是打上阶级逻辑的印记的。然而，这些都是次生性的扭曲。根本性的扭曲在于接受资本主义发展的错误意象；工人旨在摧毁作为资本主义权力代表和精髓的国家，而与工人目标相对立的是单个资本家崩溃的意象，“社会主义”褪色的旗帜又摇动起来，机会主义所有令人鄙视的武器再度被人提及。
264
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①关于国家计划的危机，见奥康纳，《国家的财政危机》；布拉切特(P.Brachet)，《国家—资助者》(L'État-Patron);皮埃尔·杜波瓦(PierreDubois)，《国家—资助者的死亡》(La mort de l'État-Patron);以及马里奥·科戈乙(MarioCogoy)，《价值理论与政府支出》(“Werttheorie und Staatsausgab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