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计划者一国家的危机到底意味着什么？在何种意义上，为何会出现规划的程序性工具的危机？这场危机是一个复杂体，是一个具有宪法相关性(因为事实上它们通常能单独地站住脚)的系统。一般来说，计划者一国家的危机意味着凯恩斯主义国家的危机，这是国家基于巨大的收入维度进行调节的政治，基于金融的工具化以及在趋势上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意识形态，来干预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场危机主要由以下因素所决定：国家在经济机制中所起的作用不够，干涉的自动作用不够。就简单和直接的政治断裂(需求的质)和再生产过程中资本主义比例的断裂(需求的量)而言，国家面对着工人更高水平的斗争，而这些斗争利用了有计划的领域。换言之，在有计划的资本的许多新的境况下,参与和选择工具的内生性存在(inherence)并没有充分的有效性;抑制和扼杀工人进攻的资本主义机器并没有能够通过压制性的工具和技术创新，政治共识与持续性的冲突预防策略，来让自已运作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的斗争——得到国际工人阶级斗争的巨大支持——已经能够让国家规划陷入危机，并且启动包括体制的彻底危机在内的进程。利润率的下降—非常典型的情况是，这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因此与大众对利润的冲击相关联，这种冲击除了直接进攻价值增殖的机制之外，也决定了试图去重新确立利润率和利润量所采取的所有旧有道路的终结，或者起码是对它们产生了破坏作用。在其历史中前所未有的是，资本不得不经历这些维度的冲击，以至于发展与危机的经济法则统统被打倒。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经典顺序—通货膨胀，萧条，失业，危机，再结构化——现在除非有额外的权力的推动，否则不能够正常展开。这个顺序的自发性被推翻了；现在真正自发的是从资本主义科学与经验视角来看的矛盾性顺序的共时性。吊诡的是，在与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职能和结构所具有的相互关联的紧密性的关系中，因为整合的结构而产生的危机的增多与扩大的再生产反倒具有了自发性。工人斗争的“投入”与增加且再生产危机的单一逻辑的转换(conversion)过程相呼应，同时决定了制度性的混乱，并最终决定了从全局来说非常关键的“产出”，这种产出生产出了社会斗争的新的修订，并且无论如何，是斗争的传播与流通的前提。
第四章 共产主义国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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