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危机类型以及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中，唯一的资本主义道路就在于更进一步深化国家与全部资本之间的关联。对再结构化的利用只能到达如下程度，即国家以全部资本超越其凯恩斯均衡，强化了其在生产机器本身中的存在；换言之，国家用其形象的全部军械库，接受了其“强化”价值增殖过程的角色。政治上的“价值增殖”让资本的价值增殖成为现实。在这种趋势中，资本主义对生产部门的监管，以及其用来掌控生产过程的军械库(技术专家、经理、副经理等)都成为“公共部门官员”，这是国家权力的后果，也是对生产性操控逻辑的强化。这对共识工具(即政治和/或工会的共识形象)来说也是同样真实的。新的规划技术在这种新的权力框架的基础上得以形成:不是通过(从社会主义重新利用共识的角度来说)巨大的集合而制定的规划，而是通过内在路线而制定的计划，这要经过对共识的有限探索，而这个共识要和它组织和再组织社会生产时那样，在纯粹政治的意义上，区分不同的工人群体，同时还要进行筛选和控制，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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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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