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最为彻底且趋势最为明显的形式在联邦德国中表现出来的现象，是最容易把握的，这恰恰是基于具体的政治史和一系列整合过程，而这些是其他任何发达国家都是没有的。或许这种情况根本上是源于如下事实，即战后德国凯恩斯主义(甚至与纳粹主义有着饶有意味的关联)从没有构成根本性的政治，因为直到盟军的占领，劳动的社会国家这样的宪政结构才得以确立(见卡尔·海因茨·罗特[Karl Heinz Roth],《1880年至今的“另类”工人运动和资本主义压制的发展》[Die“andere”Arbeiterbewegung unddie Entwicklung der kapitalistischen Repression von 1880 bis zur Gegen-wart])。
让我们回到问题，或者说，回到对问题的重提—回到如下事实，即国家的结构理论的根本性获得通过危机现象学和对(资本部分)再结构化进程的分析而得到肯定。然而，这只是暗示了问题解决方案在理论一政治方面的关键要素。这个关键要素必须同时在理论和政治层面得以发展。然而我们无法在这里对其进行发展。在我看来，指明本研究得以展开所依赖的到底是哪些领域，或许更有裨益。
首先，在政治领域内，在对阶级关系系统进行唯物主义分析所必须展开的方式上，似乎有着深刻的分歧。从政治经济学和国家理论的角度来看，我们所援引的所有现象都似乎将批判推向了对发展和危机主体的决定，这种主题无法再简单地被定义为资本实现的辩证逻辑所形成的复合体。看来那套逻辑已经解体，由资本主义发展所调控的一系列现象和/或危机似乎展现了过程中的对抗的彻底性，这些对抗无法再通过辩证的方式得到化约。这种对政治进程的实质性修订由资本发出信号，并且被改良主义视为根本性的。①这种对资本关系的彻底修订(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这展现了权力新的、永久性的二元性的坚固性，这是时代的政治的过度决定)主要是在工人阶级自主性的领域内展开。工人阶级自主性的所有目标和所有实践都由它所决定。然而，这一事实重新开启了政治问题，而这个问题在于处理另类的权力。资本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视角提出了能够整合工人阶级的国家权力的基础和行使方式，其所采取的形式有助于推动发展的继续，但是与工人力量的崛起处于彻底对抗的位置。我们应该强调这一点：今天的发展之所以向前进，只是因为摧毁了工人阶级的自主性，且纳粹主义是权力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另类选择的另一极很清楚：没有一场工人斗争不直接是在过渡阶段的斗争，不直接是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不直接是消灭国家的斗争。首要的政治任务就变成了:让讨论围绕过渡问题，深化对当下权力二元性的分析，并且将关于组织问题的所有讨论带回到权力的主题中(例如，见达尼洛·佐罗[DaniloZolo],《共产主义的国家消亡理论》[Lateoria comunista dell'estinzione dello Stato])。
第四章 共产主义国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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