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国家及其不可逆性(就像乍看起来，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某些根本规定性的不可逆性)并不代表它们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偏离；;恰恰相反，它们构成了新的社会协作、新的且强大的生产的集体条件的真实岛屿，并且在制度层面得到了承认。于是就出现了福利国家的残余存在不断在自由民主国家所催生的危机。因此也出现了这种不可逆性在当下的国家一形式下所持续开启的断裂机制，因为福利国家的规定性对社会共识和经济稳定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些是共产主义积极的现有前提吗？简单给出肯定的答案是愚蠢的。尽管如此，它们无疑是不断撼动自由主义式或社会主义式国家管理的系统轴心的现有前提。它们是消极革命的现有前提。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在劳动形式和组织于当下的演化中识别出来的共产主义现有前提。我们在劳动主体新发展出的生产性协作能力中发现了第二个现有前提。在之前的资本主义演化时期—即在原始积累和“工厂手工业”(在宪法上由旧制度的国家所代表)时期以及接下来的“机器大工业”的组织时期(在宪法上由如下两种形式所代表：现代民主国家从自由主义向社会民主主义的形式转变；而在东欧，通过发展节奏的加速，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形式)，资本主义的历史及其历史功绩主要是对劳动的不断抽象化过程。在不久以前，泰勒制决定了劳动力抽象化的过程;福特制让这种抽象的主体性适应于消费的集体协商机制，将国家(及其公共支出)的基础置于生产机制内；而凯恩斯主义则在社会必要劳动和剩余价值之间提出了一个进步性的比例规划，从而完成了国家组织对抗性社会主体间的持续妥协的重大任务。今天，在有组织的劳动领域，这些关系已被推翻。实际上，在20世纪60和70年代斗争的发展过程中，劳动的抽象化已经超越其主体维度，并且渗透到颠覆的领域(terrain of subversion)中。接下来资本主义的回应必须通过有可能超越劳动抽象化的经济重构手段，来试图将这种新的主体化约为劳动过程的客观性质。
第七章 创构力量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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