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的财政危机》中，詹姆斯·奥康纳比其他人更为成功地推进了工资与公共支出之间的关联，但是对作为社会资本的国家与作为社会支出的国家之间的区分却语焉不详—这是一个在分析过程中非常有用但又完全抽象的区分，甚至是错误的区分，如果此区分倾向于支持如下论断，即对可变资本要素的生产和再生产(今天这是公共支出的首要功能)必须被视为非生产性的支出。恰恰相反，在马克思再生产结构图式的第二部分(《资本论》第2卷，第20-21章)，这种对可变资本要素进行再生产的支出是间接具有生产性的，因而也起到了生产剩余价值的作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机制扩展至整个社会，这已变得日益明显(见高夫，第57页)。奥康纳正确注意到的直接具有生产性的国家投资与间接具有生产性的国家支出之间的差别本身，并不会决定经济上的非均衡(他的图式似乎也如此表明)。就工人阶级的行动从力量的角度、从一直无法满足的条件角度以及从持续的斗争角度撼动了这种关系来说，它决定了某种非均衡。
继续作出如下论断，即因为国家预算中的公共支出的增长而导致的危机内在于并且甚至决定了成熟资本主义盈利能力的危机，这在今天更加缺乏依据。①存在这样一种关系，但这种关系绝不是线性的：危机不在于公共支出的增长，也不在于如下事实，即公共支出的增长本身与私人积累相矛盾。公共支出成为矛盾的一个要素，是因为工人的力量撼动了其与国家统治体制之间的关系(在资本主义关系中，国家是确立平衡的力量)，并且在无产阶级所提出的要求以及工人斗争的非理性中遏制了这种关系。
第五章 国家与公共支出
279
182
①此处人名原文为Schmidt,译者曾就教于哈特教授，他给出的解释是：这里指的是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原文系排版错误。——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