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并不是西方理性主义的线性展开；它也不是西方理性的天命。这个定义对很多后现代主义者、对庸俗韦伯主义的国家理论家、对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者来说是自然而然的，然而却是错误的。从我们在本研究所试图阐发的视角来看，现代性是一个不断革命且永远无法完成的革命的历史：一种矛盾性的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总是存在着可选择项，要么是自由生产力的发展，要么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统治。自文艺复兴革命以降，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就是对生产力的极大解放，以及对凌驾在人类活动之上所有超验性目标的摆脱，与之相对立的则是对生产力的剥夺，私人财富以及工具理性。翻译成马基雅维利的术语就是，“力量”(virtue)的普遍性对立于“运气”(fortune)独断的特殊性。翻译成斯宾诺莎的术语就是，诸众的力量(potentia，power)对立于国家的权力(potestas，Power)。①现代理性主义不是可以基于科学进步来描述的持续进程；它是不同合理性之间矛盾的产物，例如，一种合理性坚持在构建历史和生活本身的过程中，强调人类协作所具有的生产能力，而另一种合理性则坚持权力的秩序，以及为了再生产这种权力而对劳动的社会分工所进行的组织。应该在这种斗争的内部来对现代性进行定义，这是关于人类命运本身，关于自由与臣服的逻辑的和伦理的斗争。在现代性最为成熟的形式中，还被定义为一种辩证过程，或者说被定义为对工具性地利用自由来构建组织权力的结构——这些结构越来越具有效力和包纳性——所采取的系统性形式。这种辩证过程是强加在持续冲突之上的超验性压制，而群众、联合起来的劳动所具有的集体的创构力量不断对受创构的权力/宪定权力制造持续的冲突。这个辩证过程将现代性理解为危机状态，而它在超越的层面上对其进行了升华。
第七章 创构力量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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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奈格里对现代性内部所蕴含的持续冲突进行了分析，见《野蛮的反常》和《制宪权》。关于斯宾诺莎与现代性特别是与海德格尔思想的关联，见奈格里，《斯宾诺莎的反现代性》(“L'antimodernité deSpinoz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