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为何总资本会冒险让危机从直接生产的层级蔓延至社会生产的层级？为什么资本主义的发展要让自己陷入自己也无法直接控制的维度，而且在这个维度中，公共支出(在其他情况下,完全服务于私人资本化[private capitalization])①的问题要面对一般性的矛盾，这些矛盾在它们所实现的社会一般性中是非常有效的?②尽管需要从我们所列举的思路对马克思生产性劳动这个特定概念进行修订，但马克思对于趋势的分析—因为此种趋势，生产性劳动的定义和场所具有了其他意义依然是站得住脚的。这个趋势沿着利润率矛盾的发展方向而展开。逐渐地，私人的、个体的利润逻辑解体了，这已通过集中过程，以及对资本主义有机构成进行持续改革、以实现不变资本占据更大比例的过程而得到说明(见马克思，《大纲》，第690页及其后)。伴随着个体逻辑的衰落，资本会通过对全部生产力(以及转化为不变资本的生产力)的永久性和直接性吸收，通过让全社会都整合进总资本家的工厂内的方式，对社会生产力的各个层级进行组织，从生产性协作那里窃取剩余劳动，并且用一般社会生产力所生产的价值来替代损失掉的价值(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635页)。从这个视角来看，公共支出代表了工厂一国家的现金流，而且完全被置于如下两者的结构性鸿沟中：一边是个体商业的利润率下降，另一边是提高体系一般生产力的压力。在这个结构性鸿沟内可能存在通胀性的要素，但这一事实是次要的：结构性鸿沟并没有定义现实，而只是定义了通胀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只能因为工人斗争的强度和层级而成为现实。
第五章 国家与公共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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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马克思关于私人积累中公共债务的考察和结论。
②将生产性劳动的概念延伸至家务劳动的领域，对英国经济学家之间的讨论来说是一个极为有趣的问题。见哈里森，《家务劳动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ousework”);以及高夫和哈里森，《再论非生产性劳动和家务劳动》(“Unproductive Labour and Housework，Ag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