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再结构化(restructuring)的干预平面上正在发生的事实：对于支出的阻碍、新的紧缩与刺激层级、对发展次序的不容置疑的干扰(负责计划的理论家们在过去十年对这些次序作出了糟糕的计划)，以及最为重要的，置换社会劳动力，同时根据劳动市场所表现出的新的维度和性质，创造出某种“产业后备军”(其表现形式是整个社会阶层中的边缘和/或被弃群体)的积极政策(见马西莫·帕奇[MassimoPaci]，《意大利的劳动市场和社会阶级》[Mercato del lavoro e classi sociali in Italia])。简言之，这是一个从内部对生产性劳动的统一体进行分化的策略，这些生产性劳动具有潜在的革命性，而且因为其对承认的要求，可以彻底撼动当下的政治状态。这是资本主义再结构计划必须去面对的任务。①这种对塑造工人阶级新的政治构成的进程所展开的攻击服务于如下内容：重新确立商业的统治，并且支撑资本主义对全部剩余价值进行剥夺的规范所具有的令人窒息的正当性，无论这些剩余价值以何种形式生产出来。
意大利的情况并非个案。尽管在其他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与全民生产总值相关的公共债务水平要低于意大利，但是某些国家有着不容忽视的债务，且它们所启动的再调节和再结构政策与意大利有着深刻的相似性。这是因为，与其说要对抗的是债务，不如说是工人阶级新的政治构成，后者推动着公共支出和债务的增长。①在所有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对更大规模的劳动市场来说更是如此，从商业生产力角度出发，去巩固社会积累及其正当性的计划是重中之重，与之相伴的则是摧毁新出现的无产阶级主体所展开斗争的手段。②这个资本主义趋势定义了一个高度中央集权化和职能化的国家形象，且这个国家也决定了服务于在严密的关系中——这种关系让正当性与资本的社会积累过程的各个环节联系在一起—让新的合法化基础具体化的规范、行为与程序。简言之，用于重整和指导公共支出的国家干预只是一面反映强化正当性原则做法的镜子，这并非新鲜事物，但现在却是独一无二的，也就是说，在过去并非毫无效果的，但是在有效性方面却被赋予了优先性：商业生产力的原则，服务于资本的社会积累，对抗无产阶级主体，这种主体正趋向于统一，同时也被剥夺了财富。
第五章 国家与公共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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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这一分析的展开,见奈格里，《无产阶级与国家》(Proletari e Sta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