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牢记，在阶级斗争的这些层级，内在于资本主义统治逻辑的双重发展得到了彻底的肯定。①
然而，当改良主义的希望—即冲突是可以协调的，且借由对生产性的社会功能和社会福利的中介调节，对劳动力市场的再组织能够在可预见且可控的比例内得到维持—出现时，所有这些似乎又想要回到过去。事实上，所有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遭遇了这一计划的危机。新的无产阶级主体的经济潜能从没有得到计划的有效驾驭，虽然这个主体没有成功将自己昭示为持续的斗争，它在工资层面上以所表现出来的是质上和量上的拒不臣服。凯恩斯主义、凯恩斯式的乌托邦以及左派凯恩斯主义所提出的“另类选择”都被阶级斗争的这个趋势所摧毁。②社会积累和商业正当化因此在相互敌对的意义上得到区分：公共支出为社会斗争，而非为社会积累与商业正当化之间的协调提供资金。
论述至此，且在这些预设的基础上，资本将危机转译为再结构化，或者更为准确地说，让危机披上再结构化的外衣。资本主义战略的根本要素就在于打破社会积累与正当化之间的关联，从而将公共支出转化为毁灭(或者如有可能，也可以遏制)无产阶级在社会中大量存在的计划，以及鼓励生产模式以满足必要利润率所需条件的计划。这项筹划意在通过减少社会必要劳动同时增加剩余社会劳动，去压低不断上升的社会劳动的成本，并且无须投入就可以实现大范围剥削(或许只是支付用于社会劳动“自然性”再生产的简单成本)。在这里，公共支出—因为工人阶级的压力以及资产阶级对一般社会勤奋的本质特征的承认，而以非同寻常的方式被迫增长摧毁了自身的含混性。公共支出并非逐渐变成对价值理论的表达，而是变成对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中遭遇毁灭的表达；它必然成为资本主义操控行为的同时代要素。
第五章 国家与公共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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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注意到如下作者举足轻重的贡献会有所裨益：尼古拉斯·卡尔多尔(Nicholas Kaldor),《英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Causes of the Slow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United Kingdom);以及森岛通夫(Michio Morishima),《马克思的经济学：价值与增长的两重理论》(Marx's Economics:A Dual Theory of Val-ue and Growt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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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只要看看剑桥政治经济学小组所提出的可悲建议就够了，见《英国的危机：原因与对策》(“English Crisis，Causes and Reme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