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两难困境造就了罗尔斯作品以及对其作品各种各样解读中的另类思路。我们可以识别一种论述思路:想要逐步将活劳动的社会力量从自由主义的法律体系中排斥出去，从而造就稳定的和职能性的秩序机器，但这种思路缺乏国家权威所需要的社会深度和主体性力量。另一方面，第二种趋势部分是作为对前面思路弱点的回应，它不再试图逃避，而是尝试主动驾驭、驯服活劳动的力量，将其约束在更为实质性的国家结构中；然而，这种努力又激发了创造性的社会力量所具有的危险的、具有颠覆性的力量。我们会从对罗尔斯的自由主义所进行的后现代主义阐释的角度来分析第一个趋势，在社群主义视角的语境中分析第二个趋势。这些不同的论述会让我们看到活劳动和创构力量在20世纪80年代的奇异旅程:先是被排斥出法律秩序的领域，但最后又不可避免地回到其核心处。
后现代法律和宪法中劳动的幽灵
将《正义论》视为对福利国家政策的辩护，这已成了老生常谈，几乎所有对罗尔斯作品展开政治分析的作者都要从这一点出发。与诺奇克(RobertNozick)以市场为基础的自由意志主义的道德理论相比，这个论断自然看起来站得住脚。但是当我们仔细审视的时候，罗尔斯的理论与现代福利国家的趋势的关系，可以说存在着不清不楚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地方。罗尔斯提出了分配正义的理论，这个理论将补偿与应得(redress and desert)的问题视为公共政策与道德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他的作品的确构成了对以国家为中心的社会救助政策的哲学辩护。例如，罗尔斯描述了分配正义所要求的政府的四个部门(第276-277页)。当然，要在非常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分配：国家在开始启动财富和商品的经济分配的同时，也推进了对权利、责任和义务的具体道德分配，以及对优势和劣势的直接的政治分配。①于是罗尔斯通过这种方式处理政治趋势的问题国家借以构建公共救助的体系，这个体系在某种程度上由俾斯麦所开启——然后将提升到道德理论的超验平面上:国家在分配体系中的角色不是基于处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政治选择，而是基于通过哲学原则而得出的道德选择。②罗尔斯正义的社会基本结构的愿景在通过一系列常规的制度性进程而展开分配的国家内得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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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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