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我们确立这种境况，就可以认识到，罗尔斯论述中所包含的协商和协议程序，不是存在于多个人格之间，而是存在于契约境况中的单个主体之内。这个过程的旨归是找到如下两者的契合点：一方面是我们的正义感，另一方面是现有的关于正义的理论原则。这两条线索的交汇会为原初状态的主体提供必要的支撑，从而提出社会协作的公平条件，并且确立一个良序且正义的基本社会结构。然而，我们应该更加仔细地考察这个契约程序所涉及的运动或进展。首先，罗尔斯将我们的正义感描述为我们共有的道德能力。就像乔姆斯基主义语言学理论中的合语法感(sense ofgrammaticalness)一样，我们的正义感也就充当了罗尔斯体系中的直觉性角色：是我们天生的能力在社会的道德符号场域中把握到了正义的基本结构(第47页)。我们的正义感为道德哲学提供了原材料，但这并非一定就是合理的。罗尔斯对我们的道德感提出了优化版本，来作为我们深思熟虑的判断，“在这些判断中，我们的道德能力最有可能得到充分且忠实的展现”(第47页)。这些判断代表了我们最为坚定的信念并且在最好的情况下，反映了我们天生的实现正义的能力。这些判断构成了某种自然的基座(substrate)，即为体系奠定坚实社会基础的“事实”(第51页)。在平衡的另一端，我们看到的是对我们正义概念可能的理论上描述的组织备选方案。从一方面来看，这些备选的原则与我们的判断在一起加以比较权衡，并且基于它们的契合而被选定。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的判断也要受到调整，并遵从被选定的原则。最终，这种来来回回的运动实现了平衡。“我将这种事态称为反思性平衡。它是一种平衡，因为我们的原则和判断最后达到了和谐；而它是反思性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判断所遵从的原则以及得到判断的前提。”①(第20页)反思性平衡是某种契约，在这种契约中，合理的信念与理性的原则抛开差异，达成协议。说某种正义概念会在原初状态被选定，其意思不过是，某些原则会与反思性平衡中的深思熟虑的原则相契合(第138页)。
第六章 后现代法律与市民社会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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