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治理不再是一种技艺(art),而是成了一种科学,一种对力的技术性运算,其目的就在于在一个没有政治的社会中实现系统性平衡。后现代自由主义理论中的“政治赤字”意味着将国家结构还原为光秃秃的骨架,一个机械性的统治的骨架。将社会中力量关系问题视为政治问题,这是不是已经毫无意义?这个弱势国家是否如罗尔斯所说(《权利的优先性和善的观念》,第260页及其后),实际上成为中立的或者中立化的,或者说,是外在于权力的?我们已经认识到,在后现代自由主义论述的发展中,国家权力不是以福柯所称的规训范式来运作的,也没有创造出一个昭示和掌握社会互动结构方方面面的“透明社会”(例如见贾尼·瓦蒂莫[Gianni Vattimo],《透明社会》[ The Transparent Socie-ty])。这里的国家权力不需要暴露和驯化社会主体,并将其作为如下努力的一部分:在秩序的限度内介入、调和并组织冲突性的理论。弱势国家回避这种介入:这就是“自由主义”政治的特征。实际上,这种论述思路从关于国家的弱势概念延展至关于政治的弱势概念。换言之,政治不需要介入并调和社会冲突和差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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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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