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需要回避它们。
然而正是这种回避的政治表明弱势国家拥有两张面孔。回避问题以维持和谐的温和行为轻易就转向更为凶狠的政策。自由主义的宽容观念与非自由主义的排斥机制完美(且吊诡性地)契合，这可能的确很讽刺。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自由主义的弱势国家实际上呈现为对德国治安科学(the science of the police)①传统的完善和发展。对支撑系统的抽象与孤立来说，警察是必不可少的：“细蓝线”(thinblueline)②划定了界线，规定了哪些可以被接受为统治系统中的投入。罗蒂说，国家会将差异和冲突的要素弃置一边，但是当我们将弃置一边的行为置于真实的权力场域中时，我们只能将这种行为理解为对强力的预防性应用，或者说是最后终极力量的威胁。当罗尔斯回避的概念和罗蒂所珍视的无所用心(insouciance)用实际的政治术语来呈现的时候，就会表现出野蛮的排斥性的特征。后现代治安科学(Polizeiwissenschaft)所呈现出的关键发展是，社会不再是被渗透和被介入，而是被分离和被管控:不是一个规训社会，而是一个和平的管控社会(见德勒兹，《管控社会后记》[“Postscripton the Societies of Control”])。警察功能通过在平衡机器上预防冲突事件，创造和维持了一个和平的社会，或者和平社会的形象。有着虚假社会平衡与和谐的迪士尼乐园，地球上最欢快地方的拟象，这些必然要得到警察局(LAPD)的支撑。罗蒂“民主的优先地位”事实上依赖于一直存在的威胁，即失序状态会侵犯体制，因此一直需要警察功能原地待命;民主的体制必须时刻对“恶棍”(thugs)保持警惕,无论这恶棍是苏联领导人、萨达姆、曼努埃尔·诺列加(Manuel Norie-ga)①,还是洛杉矶的非裔或拉丁裔年轻人(例如可见罗蒂，《恶棍与理论家:答伯恩斯坦》[“Thugs and Theorists:A Reply to Bern-stein”])。回避的方法隐蔽地包含了后现代治安科学，这种可以有效并且实际地将系统从潜在冲突的领域中抽象出来，从而让系统去维持一个有效的、秩序井然的社会。②
第六章 后现代法律与市民社会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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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语原文是Polizeiwissenschaft，源自18世纪，约等于今天的公共政策，包括公法、行政科学、早期政治经济学、公共卫生和城市规划等，本文将其翻译为“治安的科学”。—译注
②即警察。——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