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已多次注意到的，罗尔斯的作品由真正的民主精神所激发，且应该说明的是，他对警察功能处于自由主义秩序的核心这个论断必然会感到不满(例如他反对“对国家权力的压迫性使用”，《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第4页；以及《政治的领域》[“The Domain of the Political”]，第 235页)。罗蒂的阐释当然是将自由主义的权利体系引向这个方向，但是瓦蒂莫真正地完成了这个跳跃，并且以最明确的形式挑明了二者的关联。就像罗尔斯一样，瓦蒂莫让后现代自由主义的国家观念与霍布斯的利维坦之间的根本性关联大白于天下，同时瓦蒂莫也揭示了前者更为黑暗、非自由主义的面孔。瓦蒂莫写道：“国家最主要的身份就是警察，这种观念对那些一直认为自由的发展就是削减国家的压迫性力量的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没有警察就没有国家》[“Senza Polizia Non C’è Uno Stato”])他指出,最小化或者弱势自由主义国家所涉及的真正削弱并非幼稚的、具有左派性质的对压迫性力量的削减，而是“削减到只剩下根本要素”，而国家的根本要素就是警察：“国家……只有在其能保障秩序的时候才存在”。因此瓦蒂莫将后现代主义的弱社会主体理论与弱势国家理论之间隐而不彰但同时又至关重要的关联公之于众，并且高声欢呼。即便躲在暗处、不到最后时刻绝不会走到前台，警察力量依然是保障后现代自由主义国家秩序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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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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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诺列加(1934—2017)，1983 年出任巴拿马国防军总司令，成为巴拿马实权人物。美国1988年指控他有贩毒行为，并于次年对巴拿马采取军事行动。1990年，诺列加向美军投降，随后被带到美国迈阿密接受审判。美国法院1992年以走私毒品和敲诈勒索罪判处他40年监禁，后减刑至17年，2017年在医院过世。——译注
②对“回避的方法”与城市发展以及洛杉矶1992年暴乱之间关系的实际分析，见迈克尔·哈特，《新洛杉矶》(“Los Angeles Novos”)。洛杉矶的建筑和区域规划为考察回避与排斥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特别清晰的案例。见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水晶之城：在洛杉矶考掘未来》(The City ofQuartz：Excavating the Future in Los Angeles),特别是第 223 -26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