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我们目前所展开的对罗尔斯的解读与20世纪80年代的危机之间所存在的深刻共鸣。我们强调过，罗尔斯的权利理论排除了生产与劳动的范畴，其社会契约的概念中没有主体之间讨价还价或谈判协商的位置。与之相契合的是，80年代见证了社团主义(corporatism)与集体谈判的终结，后两者曾经是国家取得正当性和制订计划以确保社会和经济稳定而采取的手段。福利国家政治经济一直以来的三驾马车生产中的泰勒制、政治计划中的福特主义以及经济计划中的凯恩斯主义——不再能够保障政治秩序和经济发展。①经济危机首先是资本能力的危机，它不再能够通过社会与政治的辩证法来掌控其与劳动之间所存在的冲突性关系。劳动毫无止境的诉求(无论被认为是高工资、在生产过程中的不服从还是拒绝社会管控机制)将辩证过程推向断裂点，让中介调节失去可行性。于是危机管理的策略从中介调节变为排斥：既排斥传统的谈判过程，也将劳动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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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①关于福利国家三驾马车——泰勒制、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在最近崩溃的研究不胜枚举。其中一本产生广泛影响的著作是迈克尔·皮奥雷(Michael Piore)和查尔斯·萨贝尔(Charles Sabel)的《第二次产业分化》(TheSecondIndustrial Div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