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场所排斥出去。
在我们看来，可以将排斥资本与劳动之间谈判机制的趋势视为反对社团主义的政治筹划，这种筹划在美国或许始于尼克松当政时期，到里根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完成。这个筹划在根本上要致力于两个方向。首先是对社团主义的间接挑战，从而动摇劳动力市场的平衡并且弱化集体谈判的条件。作为紧缩运动(re-trenchment)的一部分，社会救济项目遭到削减，失业率的上升也得到默许。社会中陷入贫困的人口在扩大，就业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这些都严重削弱了工人在面对雇主时的集体谈判的力量(例如见弗朗西斯·皮文和理查德·克拉沃德，《新的阶级战争》[TheNewClass War],第13页)。里根政府致力于撤销反托拉斯法案，对工业去管制化和私有化，这些措施推进了如下运动：弱化劳动的位置，并且打破了自新政以来以某种形式存在的契约平衡。其次，国家对社团主义发起直接的攻击，怂恿企业彻底拒绝劳动的集体谈判。慢慢地，罢工最后面对的不再是谈判协商，而是悄无声息的武力展示和后备工人，最值得重视的先例就是专业空中交通管制员组织(PATCO)的罢工，后来还有东方航空、《纽约日报》、灰狗巴士、卡特彼勒公司(Caterpillar)等工人的罢工(见萨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大卫·戈登[David Gordon]与托马斯·韦斯科普夫[Thomas Weisskopf]，《荒原之后》[After the WasteLand]，第125-127 页；以及最近出版的斯坦利·阿罗诺维茨[Stanley Aronowitz]，《身份的政治》[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第1 -9页)。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有组织劳工的力量和社团主义的代表力量在持续衰落。里根政府所宣布的新社会契约的正面内容依然模糊不清，其负面内容则一目了然：社会契约不会建基于集体谈判或劳动与资本之间被中介的平衡上，这些一度是福特主义政治平衡的典型特征。
第六章 后现代法律与市民社会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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