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弱化劳工(作为谈判伙伴)所处位置的政治机制起补充作用的，还有另外一种趋势，那就是通过自动化和计算机化对工作场所进程重新组织，从而真正将劳动本身从生产场所排斥出去。这个过程既涉及资本的流动性，同时也涉及(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表述)可变资本比例的降低和固定资本比例的提高。在此过程中，之前存在的劳动与资本间的平衡进一步发生倾斜，或者说，当工人在生产过程中被机器所取代时，平衡问题本身就变得越来越不相干了。汽车工业的变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案例，让我们看到一度非常强大的工人力量如何因为自动化而被削弱、压制和击败。在密歇根的弗林特市(Flint)，正如在意大利的都灵一样，工人主体性和力量爆发的历史场所成为马可·雷维里(MarcoRevelli)所称的“工厂荒漠”。①所有这些都与工会制度的普遍衰落步调一致。
正如劳动的范畴从后现代自由主义理论中的法律秩序的构成中被排斥出去，与劳动的谈判协商也在新自由主义实践的政治秩序的构成中遭到了边缘化。当然，劳动在法律秩序构成中遭到的排斥可以表现为被动的(仿佛只是自由主义理论的一个缺陷或疏忽)，但是在政治秩序构成中遭到的排斥则是主动的，有时甚至要求粗暴的排斥。尽管有这些非常现实的差异，但是将劳动从构成中排斥出去的行为却是相通的，这种相通性或许就是可以解释为何当下的政治语境让罗尔斯的理论——尤其是对其所进行的后现代阐释——在法律理论中取得一定主导地位，以及这种版本的自由主义理论如何可以用来推进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筹划的核心要素。我们想要强调的是，在自由主义理论和新自由主义实践中,对社会对抗的置换或者疏散(dispersal)—而非介入和调节——通过作为一般社会行动者的弱势主体形象而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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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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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对都灵菲亚特工厂进行重构的历史，见马可·雷维里，《菲亚特的工作》(Lavorare in FlAT)。本杰明·科里亚特(BenjaminCoriat)关于工业自动化的后果以及所谓的日本生产模式也有非常精彩的研究，见《车间与机器人》(L'atelier et le robot) 以及《反向思考：日本企业中的工作与组织》(Penseràl'envers: Travail et organisation dans l'entreprise japonai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