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受到严重侵蚀，因为劳动日益被排斥出构成，国家也不再努力确保充分就业。如果我们采取另外一种视角，从国家支出以及国家对经济和社会机制的干预角度来考察福利国家，就会发现在这段时期福利国家并没有萎缩而实际上是在成长。从干预的范围和力量来看，新自由主义筹划涉及国家实质性强化。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发展并没有造就一个“弱势的”统治形式，因为国家作为社会行动者并没有逐渐耗损或者消失。恰恰相反，国家非但没有变弱，反而变成了日益强大的主体。“自由化”并非意味着权力的去中心化或者国家的削弱—任何削弱或许都更加接近于瓦蒂莫所欢呼的对“本质性”国家权力的高度强调。尽管诉诸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修辞，国家支出(即便是社会福利支出的大部分领域中)和国家对市场行为的干预实际上增多了(勒格朗[J. LeGrand]和温特[D. Winter]，《中产阶级与对英国福利国家的捍卫》[“The Middle Classes and the De-fence of the British Welfare State”],第148页)。在这个意义上，福利国家的支出结构在面对新自由主义的攻势时，表现出了不可扭转的迹象以及令人吃惊的抵抗(弗朗西斯·皮文和理查德·克拉沃德，《新的阶级战争》，第157-158页)。新自由主义无法通过国家权力的分散或去中心化来应对经济危机，相反，它要求的是在社会和经济事务上的权力的集中和有效行使。宣称的削减其实非常微小，在新领域内国家支出的扩张却是大得惊人，尤其是在军事支出方面(萨缪尔·鲍尔斯，大卫·戈登与托马斯·韦斯科普夫，《荒原之后》，第130页及其后)。新自由主义国家展开行动，并非要削减福利国家的结构，而是要对其进行重新规划或再结构化。通过这样一种方式，20世纪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构成了自上而下的革命，这场革命既维系了有着50年历史的福利国家政治所创造出的巨大的经济力量与结构，同时又让其服务于不同的意图。
第六章 后现代法律与市民社会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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