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社会危机的批判所展开的路线，与从《精神现象学》到《法哲学原理》(Philosophyof Right)的发展是一致的。正如主体的深度反思导向了自我一理解，正如它让主体认识到自己究竟是什么，得到发展的伦理(Sittlichkeit)也要求我们实现社会中的价值观，去实现已经存在的秩序，这样在应然与实然之间便不再存在鸿沟。在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相关版本中，并没有呼吁转变，而只是呼吁承认与秩序安排的过程。如此产生的主体(无论是个体意识还是国家)则是对先前存在的身份的实现。理论上对情境化与自主性主体性探索的解决方案，与政治上对一个社会、一个国民共同体和谐一致的伦理生活的政治探索相辅相成，形成一个持续扩张的辩证论述中的同源性(homologous)过程。这些社群主义者所主张的反思性、情境化的主体性和共同体的概念最终走向了如下命题，即国家是得到充分实现的主体。在地方层面得到思考的共同体无法展现出全面的意义。社群主义者一直将共同体视为我们身份的表达，但从不对这个“我们”给予特别的具体说明。事实上，如果我们试图基于具体的共性(com-monalities)——汽车工人共同体、男同性恋共同体，甚至是女性共同体——从地方层面来看待共同体，那么我们必须采用泰勒的术语将其称为“部分性的共同体”(partial community)。①这样一个共同体无法扮演完全得到实现的主体的角色，只能在整体中(通过反思)发现自身的身份。这就是为何当桑德尔想要更加精确地论述共同体的性质的时候，只能谈及国民共同体。对“我们”进行定性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对整体的认同——我们美国人，我们程序共和国的公民。国家作为必然性，作为共同体唯一真正的主体，作为对具身主体性的全面实现，而内在于这些论述中。“神自身在地上的行进，这就是国家。”(《法哲学原理》，对第258页的补充)最终说来，社群主义对主体理论的执着导向了如下命题:将国家视为唯一得到全面实现且具有自主性的主体。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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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