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正如我们所考察的后现代与社群主义理论家所表明的，国家不再通过市民社会的机构来处理外在于它的社会力量。当我们考察制度性的工会——在黑格尔的分析中是市民社会最为突出的组成要素——的命运，这种转变就更为一目了然。在很多方面，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制度性的工会并没有构成劳动与资本之间、社会与国家之间根本性的中介点。集体协商机制在体制和社会契约的再生产中有着优越的地位(见第三章《抽象劳动模式具体化的前提》部分)。制度性的工会和相关政党起到了双重作用：为工人提供影响国家以争取利益的平台(从而有助于国家统治的正当化);同时对劳动力施行国家和资本的规训与管控。近些年来，国家与制度性劳工以及集体协商机制之间的辩证法已经逐渐退出舞台(见本章之前的部分《新自由主义的强势国家》)。在实质吸纳的社会，这种辩证法不再起到核心作用，而资本也不需要在生产的中心去处理或者代表(represent)劳动。社会资本似乎在自主地再生产自己，就好像它已经摆脱了工人阶级，而劳动在体系中隐而不见了。其实，真正被吸纳的是由国家本身所生产出来的社会的拟象。国家不再需要进行合法化并施行规训的调和机制：对抗消失了(或者说隐而不见了)，正当化也成了同义反复。实现实质吸纳的国家不再关注调和，而是关注分离(separation)，因此作为社会辩证场所的市民社会机构逐渐失去了重要性。①不是国家消亡了，而是市民社会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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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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