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阐释是否符合葛兰西思想的核心，这个问题我们暂不讨论，但应该清楚的是，从我们的理论讨论以及我们对政治事态的实际状况的分析来看，这种改良主义的政治视野严格来说是空想性的。换言之，没有其得以存在的空间和位置。这正是我们之前所分析的两种自由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的和社群主义的)在它们对当下国家一形式进行概念化时，都坚决同意的观点：市民社会不再存在；国家不再需要它来调节和修补对抗，或让其统治正当化。更为准确地说，事实上，如果说市民社会还存在，那么它只是作为虚拟的投射而存在，存在于自创生的国家体系的循环性内，而外在于国家的现实存在的、对抗性的社会指涉物(referents)却被回避的手段排除在外。也就是说，市民社会的的确确被吸纳进国家之内。管控社会的平滑空间以及实质吸纳的紧密整体(compact whole)已经超越了为社会主义策略提供了立足点、让社会主义理念成为可能的渠道或调和性机构。
当我们宣称社会主义改良不可能，揭示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增长的力量和自主性，并且追踪管控范式的逐渐浮出水面，我们绝不是在发出绝望的信息。通过对当下某些最为流行的理论家的解读，我们试图为当下国家一形式的形象描绘出一个清晰的轮廓。这只不过是等式的一边。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的来自地下世界的力量了。”(《共产党宣言》，第39页)我们已经看过了魔法师的法术；现在我们必须下到地下的世界，把握到从其深处所释放出的力量所蕴含的主体性和生产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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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