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论题应该不会看起来自相矛盾。的确，当我们将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危机视为在实现积累的过程中创构复杂市民社会的后果(这在我们看来是一个有力事实)时，却遭遇了一个处于后现代阶段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同样重要的现象——这个现象也是在市民社会衰落的语境下出现的：例如，公民与政治的分离，通过拒绝参与民主国家的代议制与正当化过程而重新定义另类的社会空间，提倡新的自我价值增殖形式以及实现社会协作过程的新的场所。换言之，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构建了具有政治性和生产性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在缩小历史差距的同时，也表现出了与西方世界(在有着同样问题的法治国的中心)同样水平的制度危机。在两种制度危机中，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中的新公民是成熟资本主义旧公民的分身(doppelgänger)。
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民主政体的合流是一个线性过程，虽然同时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苏联创构力量的两难性一方面为欠发达的境况所决定，另一方面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所决定—已经消失，至少部分是因为领导人的背叛、群众的厌倦、敌人的仇视、国内外战争以及世界市场的敲诈勒索。人们不再将过渡过程视为共产主义，而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而社会主义被化约为克服不发达状况以对抗成熟资本主义的简单任务。因为刑法和古拉格，共产主义被抛出了乌托邦的轨道。尽管在20世纪早先时候，苏联预见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将自己打造为一个计划者一国家，并且因为这种预见而抛弃革命的希望，而今天，是处于后现代时代的资本主义国家预见并且挑战了处于危机中的前苏维埃国家。无论如何，在这个新的对抗中，出现了等同的问题和境况的一致性。得到改写且超越稳定化框架的是革命的一般问题，这个问题早已与两种政权间的冲突毫无关系，而现在则是在两种社会境况内都得到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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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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