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恰当地评估这种转变，以及两种政权趋于等同的过程，我们必须更好地对东西方所出现的问题的共同性质进行定义，即澄清在我们对后现代法律分析的内容中，所出现的分离(separa-tion)与自主的主题(见第六章)。东欧国家的社会斗争是制度危机中的基础、动力以及决定性要素。这些社会中的“极权主义”(即便有独裁性)是如此微弱，以至于社会斗争将它们推向了灾难，也许同时也是革新的边缘。我们的意思是，我们应该首先认识到，社会运动通过新的、非典型的实践缺勤和拒绝，逃逸(flight)和出走(exodus)—表达了它们颠覆性的力量，然后才有可能理解危机。反抗—在其他时段积极涌现出来但后来被压制的反抗(如1956年和1968年的反抗)—在拒绝和出走的群众组织中变得所向无敌。这并没有表现出传统意义上的另类的肯定形式。斗争的有效性在独立与分离过程所表现出的动摇和解体(destructuring)的力量中得到展现。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背景下，出现了没有记忆、没有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群众协作的运动是在没有记忆的情况下得到组织的，有的是出走的决定和致力于解放的实用的秘密活动。是抽离(subtraction)、逃逸以及拒绝推倒了柏林墙。这是一种撼动了官僚机构和克里姆林宫的社会罢工。当这种政权的内核都撤走，且无产阶级的独立采取出走的形式，那么内爆就发生了。
第七章 创构力量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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