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语境①下，社会主义关于过渡的理论和迷思就完全打破了，恰恰因为这些理论和迷思奠基于处于生产过程中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连续轨道;革命被视为一个阶级(和/或这个阶级的代表)替代另一个阶级的过程，目的是发展从而对权力和资本进行管理。从这个视角来看(1936年在苏联维辛斯基的宪法改革，或者1945至1948年之间的诸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宪法改革，所表现的正是这个视角)，在法律上可以将革命理解为对物质构成(materialconstitution)(无产阶级专政)的修正，而无须改变国家的形式宪法/构成(资产阶级专政)。在后来的若干年中，这种论断即持续性不是线性而是辩证性的，或者说这种强调(就对否定方面的压制来说)，即对正当化的社会基础的所有修正都会让国家的性质完好无损，都不过是修辞上的粉饰而已。社会主义过渡的法律理论和实践所给出的最后一种神秘化为另外一种辩证预设所支撑：无产阶级(被赋予了普遍性和掌握领导权的能力)成为积极的动力，即成为参与改革和发展的当事人。然而，在这里，超载的骡子被压垮了——就在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能力不是将自身表现为参与的意志，而是表现为自我价值增殖的独立性和分离的过程的时候。无产阶级肯定的不是参与向社会主义耀眼地平线的过渡，而是一种断裂，是对作为神秘化的参与的谴责，是对自主性的宣告，以及创构一个全新世界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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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①指苏东剧变的语境。——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