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现在考察西方，考察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境况并没有太大差别。在这种情况下，直到最近都在体制性的工人运动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中得到表现的参与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在国家政策的转变过程中引入了强大的改良主义动力—已经寿终正寝。这种对社会性“集体谈判”的仪式性重复在这里只能带上忧郁色彩。将政党定义为“左派”和“右派”的做法——这种做法辩证地构成了构成性平衡(constitutional equilibri-um)—已经成为不知所云的东西，完全失去了作用。作为改良主义和向社会主义民主过渡的最后偶像，凯恩斯主义也寿终正寝。经济生活和政治代议的参与模式也彻底被摧毁。自1917年起，改良主义的正当化机制被用来回应社会主义，甚至在成熟资本主义的国家也是如此(见第二章)。分离的运动摧毁的不仅是当下对这种改良主义的应用，甚至还有对国家辩证性定义的可能性。
如前所述，后现代国家理论就像凯恩斯主义理论一样，也陷入这种困境中。对于时代性转变的感知—这些理论诉诸系统论(systematism)的技术，试图通过寻找一个基于弱势主体的平衡来进行阐释——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危机所昭示的出走形象的坚固性面前，实际上并不能成立。正当化的弱势实践现在遭遇的是出走——移民、转型的混乱机制以及群众拒绝。这里后现
第七章创构力量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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