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资本主义在新时期的重构过程主要有如下三个回应方式：(1)对个体拒绝工作的回应，资本在工厂中引入自动化；(2)对集体拒绝、打破联合性劳动(associative labor)的协作关系努力的回应，资本推进生产性社会关系的计算机化；(3)对一般性的拒绝工资的社会规训的回应，资本引入消费体制，这种体制由将企业放在首要地位的货币流所控制。然而，这个新时期并不是由这些资本主义转变所决定的，而是如下事实所决定的，即这种再结构化——即便在对这种再结构化最为复杂的施行过程中——并没有再度成功地实现后工业生产的平衡性综合。生产性群众在1968年之前所展开的拒绝的强度，以及这种拒绝在社会或直接的政治领域中的影响，在再结构化时期还在延续。当下后泰勒制的、后福特主义的以及后凯恩斯主义的工业再结构化尚未终结。它尚未成功地制造出一种在强度上可以与之前的资本主义再结构化等量齐观的平衡，如其在20世纪30年代在面对专业工人向大众工人转变过程中所做到的。①新时期的特征在于资本主义再结构化与工人阶级新的构成即新的社会化劳动力之间的不相称。
第七章 创构力量的潜能
419
275
①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重构涉及从“专业工人”向“大众工人”的转变，后者成为劳动主体的统领性形象，相关分析见第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