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产方式(作为不同且对抗的主体在其中产生关联的形式)于当下的发展境况中，我们可以描述我们所称的“共产主义的现有前提”的一系列行为。这是我们借以理解工人从资本主义统治关系和后现代国家形式中出走的唯一基础。共产主义的一个现有前提是生产方式内的集体决断，在这种决断的基础上，反对工作的斗争的后果和趋势为那些在劳动过程中受到剥削的人所汇集。在高度发达的社会中，在劳动过程和机构内，已经存在很多这样的现有前提。如果的确如我们前面所宣称的那样，即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死于其体制内的资本主义残余，那么资本主义社会似乎唯有通过阐明作为共产主义萌芽的要素而存活下去。但为何我们将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定义为趋势？为什么我们用“现有前提”以及“共产主义的现有前提”来命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所积累的集体斗争的后果？而这些斗争在资本主义的法律一政治结构和社会一经济结构内同时展开。在我们看来，将这些现象置于这个视角下是恰当的，因为它们似乎在结构上由如下三种属性所决定：集体性，不可逆性(irreversibility)，以及对抗与危机的互动关系(a dynamic ofantagonism and crisis)。我们所解读的趋势就是源自这三个特征，正如运动来自发动机——这里没有什么是绝对必然的。我们所说的集体决断，指的是工人诸众通过(劳动、利益和语言的)交往和协作这些更为严格的范畴而结合在一起。我们所说的不可逆性，指的是它们构成了表现为不可避免的社会生活的前提，即便在灾难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如此一来，历史的集体性集结的要素成为关键的制度环节，而一群矛盾性和冲突性的集体意志成为本体性的，成为存在的一部分。这些决断尽管在本体的层面上非常稳固，但依然充满矛盾。反抗剥削的斗争依然与这些决断相矛盾，虽然前者生产出了后者。斗争让它们保持开放，甚至于在整个体系的地平线上提出潜在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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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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