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回到危机，在那里我们可以识别出处于持续衰落过程中的超验性解决方案的有效性。我们必须参考现代的政治形而上学，因为这个领域让我们可以在其多重形象中把握现代性定义的难以定论性(inconclusiveness)。在从马基雅维利到霍布斯、从斯宾诺莎到卢梭、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中，现代性呈现为二中择一的境况，一条路线是基于活劳动的本体性力量，认识到民主(在绝对的意义上)是唯一适用于在历史中所发展出的生产社会化进程的政治形式，而另一条路线试图在超验性的领域(无论是主权的神圣性，法律上普遍意志的非个人性还是辩证性绝对[dialectical absolute])去剥夺人类协作的活生生的生产性。这个逻辑斗争是实实在在的斗争。协作和民主实实在在地对立于统治和主权。在现代时期，超验性选项的胜利—采取的形式有极权主义国家，也有自由主义国家——依然没有成功消灭贯穿于历史的实质性危机：尽管一直被压制，另一个选项一直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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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