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不断从灰烬中重生，并且在现代资本主义主权国家的发展中制造了不可化约的断裂性。主权路线的每一场胜利都被迫为协作让出更多空间。从一场革命到下一场革命，现代性的关键进程在这两种选项之间展开。资本的每一次胜利都要为作为其根本性替代选项的联合起来的活劳动留下更多的空间。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这个过程的象征，同时也是其发展的顶点：这里生产性的群众被给予了主权，而非民主——这对东欧的社会主义和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来说都是如此。最后，在今天的现代性的危机中，最为关键的是民主与主权的对立。这个危机并没有否定现代性，而是确凿无疑地解放了其潜能之一，其活生生的生产性的另类选项。后现代国家就其是更新了的对宪定权力和主权的辩护来说，是资本主义所作出的如下努力:承认其危机的前提同时又不用付出任何代价;这是想要摆脱注定失败的战争后果的努力。在现实中，在这种危机中，另外一种后现代被释放出来：活劳动的力量，协作的生产力—这种协作在内在性和逻辑的直接性中找到了发展自身的力。这是群众的自主性，同时也是一群生产性和政治性的主体性。
尽管现代性的历史以及我们对于现代性各种各样的概念认识使得我们能够理解这个二中择一的境况，但看起来依然难以把握住这个事件，这个关键点，民主的、生产性的以及协作性的选项正是在这个关键点中得到解放。在我们看来，应该将注意力集中于两场社会性爆炸：1968年轰动整个西方世界的爆炸，它开启了当下资本主义再结构化的进程;另一场是20年之后1989年的爆炸，通过苏联的再结构化进程，颠覆了社会主义世界。在这两场事件中，现代性四分之三个世纪的历史沉淀了下来，展现了这两个理念上的选项所发生的断裂，昭示了新的政治主体确定无疑的出现：通过非物质劳动而得到组织且通过协作而具有生产性的社会无产阶级。这种主体最终具有了享受自由的能力，具有了摆脱主权行使民主的能力——不需要用宪法来对自由进行组织，因为自由就是且一直都是创构力量。这种主体摆脱了神秘化，这种神秘化遮蔽了集体理性让自身拥有自由的能力—因为理性是在协作中和对集体自由前提的持续建构中得到体验的。马基雅维利描述了共同体民主(communaldemocracy)的运动;斯宾诺莎将民主视为绝对的、完全内在性的治理，这种治理摆脱了所有超验的规范；马克思在其关于历史的著作—主要是在《大纲》—中，在已经具有统领性的劳动力的智识性协作中指认出了新的政治主体性。这个历经好几个世纪的概念从来都不是空想；它总是置身于实实在在的主体性中，并且总是遭遇失败。然而今天它的胜利已不再是空想。
第七章 创构力量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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