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认识到这个创构性的选项，我们必须从福柯所称的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即社会存在构成的谱系学出发，追问我们如何被构成为知识的主体，我们如何被构成为权力的主体，我们如何被构成为行动的道德主体(《何为启蒙》，第45-49页)。本体论不是关于基础的理论，它是关于我们沉浸在存在以及存在持续的构建的理论。海德格尔在带出(bringing-forth)的操作中，在去蔽或者说在他称之为座架的逼索一集置(challenging-gathering)的过程中指认出了存在(见《技术的追问》，第10-23页)。然而我们关于本体论的概念需要把握这种本体论进程的观念，并且要(避免任何可能的展开的秩序的图式)指明存在展开性的构成所具有的真正的创造性方面。我们对存在的概念认识必须向断裂、不可预见的内容以及事件的生产保持开放。当斯宾诺莎将概念定义为共同概念(commonnotion)时，他认定它是一种对认识现实的手段的构建—从唯名论的角度来看，但是他在这种逻辑结构中，也认出了导向作为装配(assemblage)、作为筹划的存在的成长之路。构建现实之名也构成了一个认知空间，在这个空间内，存在推进了从欲望(存活的欲望)向协作、爱以及与存在活生生的源泉相融合的转变。主体的装配在逻辑以及科学和艺术中，构建了我们存在成长的参数，构建了存在本身成长的参数。这就好像世界在一系列的思想、行动和直觉—它们在通过世界的欲望和力量对其进行组织的个体和集体的独一性中得到确立—中被毁灭并得到重建。现实的模糊性并没有完全肃清；但乌托邦的时代早已走远。然而，将主体置于与共同性的关系，将共同性置于与超验性的关系，将超验性置于与想象的关系中，而将想象置于与伦理构成的关系中的过程不是空想性的，而是实实在在的。正如罗蒂所言，民主可能优先于哲学，但不是在民主否定哲学的普遍性、肯定了偶然的和相对主义的规范的意义上；恰恰相反，是因为民主肯定了欲望和现有主体的实践本体论重量，并且通过构成共同体、协作和集体主义的不知疲倦、不可还原的过程而推动了社会存在。本体论是民主的展开过程，而民主是一系列行动，是本体论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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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