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两个成问题的探索路线同时启动了。第一个路线是批判关于社会主义过渡的话语，这种话语本来要求将社会主义视为通往共产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政治上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批判，与对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民主的批判同样重要。在这种话语方面，社会主义过渡只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变体。第二个成问题的路线被用来复兴过渡主体的积极要素。方法论的探讨通过将活劳动的力量视为财富唯一的基础，视为欲望表达的唯一形式，视为民主构建的唯一手段，而抵达这一点。当我们认识到活劳动是非物质劳动，归根结底是协作性的力，是主体化的强大残余，很明显，全球的方法论视角可以被描述为共产主义的视角。共产主义不需要外在于—协作性的、非物质的活劳动所构成的—生产力的当事人(agents)。过渡不需要国家。20世纪70年代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对过渡问题只有一个回应:转变不需要借助什么，只存在构建的力、创构力量。无论如何共产主义社会的法律形式不会是资产阶级法律的投射或残余—它们只能是对新的制宪力量的建构，这是在斗争中昭示出来，也是在能动的独一性的民主和集体性的建设性关系中得到历练的创构力量。
438
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289
①在英国我们主要指的是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在德国见克拉尔，《构成与阶级斗争》；卡尔·海因茨·罗特，《1880年至今的“另类”工人运动和资本主义压制的发展》。关于意大利工人主义的文本，主要有特龙蒂的《工人与资本》以及奈格里翻译成英语的文章选集《被找回的革命》。关于意大利工人主义的有益介绍，见克里弗(HarryCleaver)，《政治地阅读〈资本论〉》(Reading Capital Politically),第 51-66页；瑞恩(Michael Ryan),《政治与文化：后革命社会的权宜假说》(Politics and Culture：Working Hypotheses for aPost-Revolutionary Society),第46-61页;以及布当为奈格里的《颠覆的政治》所写的导言。